这样华盛顿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反对扩军备战赞成华盛顿条约的“条约派”以及赞成扩军反对条约的“舰队派”。

　　大加藤是“条约派”的总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军省，也就时被称为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他们是赞同停止军备竞赛的稳健派。这一派别最后的思想变成了避免和美军开战。按照通俗的解释，他们属于“军政派”、“鸽派”、“亲英美派”或者“理智派”，今后我们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之为“条约派”。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期，“条约派”稍占上风。但随着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条约派”日渐式微，在海军中沦落为绝对孤立的少数派。大加藤的思想遗产传承到战前，已经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斗士，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号称反对对美开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们处境险恶，连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无奈之下米内光政只好让到联合舰队任职，这才有了之后的珍珠港之役。凭着这样微弱的力量他们根本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

　　以小加藤为首的反对《华盛顿条约》的一帮人统称为“舰队派”，大部分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军官。与“条约派”相反，他们认为日本迟早要和英美作战，反对限制军备条约。相对应的解释就是“军令派”、“鹰派”、“反英美派”、“激进派”，今后我们统称为“舰队派”。当时还是年轻少壮军官的南云忠一、山口多闻等都属于之一派别。

　　并不是所有海军省的官员都属于是“条约派”。曾经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舰队派”并组织了对“条约派”的清洗。曾经的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官铃木贯太郎，军令部次长、后来开战前美日谈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对于某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会发生变化。华盛顿会议之时，东乡平八郎就是赞成签约的“条约派”。之后由于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的影响，成为“舰队派”的幕后中坚人物。还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伦敦会议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坚定的“舰队派”，为此差点打了赞成签约的大藏省官员、理财圣手贺屋兴宣耳光。但是之后，受到好友“条约派”堀悌吉的影响，深据战略眼光的山本逐渐转变为铁杆的“条约派”。

　　可以说目前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才刚刚形成。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之时，两派之间开始变得界限分明。两派的决战将因为《伦敦条约》而爆发。

　　日期：2015-09-1722:55:39

　　原敬遇刺身亡后接任的高桥是清首相很快辞职。多年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海军内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并继续兼任海军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华盛顿条约》大幅度地削减海军预算。日本海军预算1921年是31.6%，1922年降为26.5%，到了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后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后都超过了20%。预算减少使得国家财政避免了破产。

　　日本海军中止了六艘战舰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级军官和超过5800名士兵被裁减，14000名海军相关工人失去了工作。当指定的战舰作为炮术和鱼雷训练的靶子被击沉时，那些曾经在舰上服役的军官和水兵含泪为他们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当时军令部作战课的“舰队派”强硬分子高桥三吉海军大佐这样形容，“很自然，我们的官兵对英美抱有刻骨的仇恨。”

　　即使作为温和派的井上成美海军少佐也感到委屈，因为他很多的“海大”同学被迫离开了海军。1922年“海大”招生人数不到前一年的五分之一，学校建议学生们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和父母商量此事。这对官兵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四名海军青年军官后来参加了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他们都毕业于受到华盛顿会议影响的那一届，这绝对不是偶然。

　　陆军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从大正十二年至十四年共裁减了60000人，日本陆军著名的“宇垣军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很多还是使用日俄战争时的旧武器。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军费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以至于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个二十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的士兵在演习时甚至必须随手拣起地上的子丨弹丨壳，将其统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厂。这一习惯在日本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拣起那些弹壳。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检查检查出患有大肠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开完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倒下了，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后，在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他倡导的不和美国作战的原则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与美国战争不可避免的方针。从此之后，“舰队派”开始逐渐打压、驱逐“条约派”并成为日本海军的主流，最终将国家引向战争、引向毁灭。“条约派”的著名人物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曾经说过，“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日本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太平洋战争。”

　　根据日本帝国海军制定的“八八舰队”计划，日本最初作为“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二号舰已经于1920年12月在吴港海军船厂开工建造。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1922年2月5日这艘舰被迫暂停建造。1923年，日本将这艘停建的战列巡洋舰改建成航空母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号”。1928年12月1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佐登上了这艘名舰，出任该舰第三任舰长。

　　同样道理，“加贺”号航空母舰也是华盛顿条约之后改建航空母舰的产物。它的出身比“赤城”号还要辉煌，原始设计是一艘战列舰。“加贺”号可谓命远多舛，这艘根据华盛顿条约被迫停工的战列舰本来是准备解体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挽救了它。原来准备改造为航母的“天城”号因地震龙骨扭曲导致报废，“加贺”号因此死里逃生被免于解体并顶替“天城”号，最终成为二战太平洋战场叱咤风云的名舰之一。

　　你改我也改。美国同样根据条约将1920年已经陆续开工的战舰进行改造，两艘进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分别改建成航空母舰，舷号为CV-2和CV-3。它们都成为开战之初美国海军的核心打击力量。

　　顺便说一声，“CV-1”的光辉排名并不属于什么名舰。他是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东南亚盟军作战时受到日机攻击失去动力，后被护航的驱逐舰自行击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