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回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了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29军132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29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随后的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外交人员”对东北的“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人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下一步的挑衅行动就碰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做绥远。

　　日期：2015-11-0522:44:48

　　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部分。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直接扶持蒙古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936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详细的侵绥计划。曾经策划引发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绥远军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吓就跑，绥远指日可下。”但是田中失算了，这次他遇到的不是败家的张大少，而是百战名将傅作义。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在军事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傅作义预料到日军很可能大举入侵绥远，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汇报。绥远的得失对山西影响极大，一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阎锡山也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态度。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

　　二、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

　　三、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

　　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

　　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

　　参战主力部队由傅作义起家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这个35军，后来在平津战役中在末任军长郭景云带领下被华北第三兵团全歼于新保安，此乃后话。

　　11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绥远。傅作义率部顽强抵抗。开战之初就通过拉锯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追击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复百灵庙，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之后再胜利收复锡拉木楞庙，侵绥日伪军土崩瓦解。绥远抗战中国取得完胜。

　　战争期间的11月20日，一直贯彻对华谨慎作战的石原莞尔曾飞到现场试图阻止战事的扩大，立即遭到了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的抢白：“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而已，有什么不对吗？”无言以对的石原只好悻悻离开。

　　“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消息传到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北平、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民众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音乐家吕骥特地创作了《第三十五军军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尔前往绥远前线为参战官兵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个月，第35军接到各方捐赠的钱款就达到了20多万元。面对此情此景傅作义表示，军人为国家而战乃其天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在于军人敢于牺牲，而在于全国人心不死”。

　　各地方实力派也因绥远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并请求将广西桂系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父遗嘱以其继母的名义将87万元的遗产捐给了绥远前线。消息传到西安，压抑已久的东北军将士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他们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绥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国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一切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学良。

　　就在不久之后的12月12日，张学良伙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中央政府、苏联、**等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随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基本停止了内战，使得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不掩功，张学良此举可谓居功至伟。

　　在绥远铩羽而归的日本并不会就此罢休，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