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张旗鼓地埋了老张之外，辻政信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委托多方奔走，1937年9月促成了“满洲建国大学”在长春的成立。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差强人意，成功地招降了有五千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

　　看似这辻政信真的得到了石原莞尔的真传。但是“七七事变”的爆发立刻让辻政信现出了原形。石原是典型的“不扩大派”，大家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急于建功立业的辻政信却是彻底的“扩大派”，他甚至一阵风似的跑到天津、北平去煽风点火。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而已。也就是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和希望得到的，只是石原发动“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耀眼光环而已。

　　期间辻政信到了北支那方面军当了作战参谋。后来又被派往山西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这个惹事精到哪里似乎都不受欢迎，他最终还是被板垣送回关东军当了他梦寐以求的作战参谋。

　　等他再次回到关东军时，才发现这里的革命形势有了大的改观，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服役过的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是辻政信在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时的老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所在步兵第七联队联队长，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这些人对辻政信统统是信任有加。

　　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不一个联队而已。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也是辻政信“陆士”、“陆大”的同期同学。放眼一看皆战友，辻政信在此可谓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尽管军衔只是少佐的辻政信在所有作战参谋里只排在第七位，但因为到关东军时间最早，还有参加过实战立功的辉煌经历，辻政信在作战课还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说服力。

　　日期：2015-12-0722:34:31

　　在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是个需要多说两句的人物。这个陆军大学42期的“军刀组”成员比辻政信高一届，算是辻政信的师兄，就是他之后与辻政信一起导演了“诺门罕事件”。服部卓四郎很会做人，几乎和所有人关系都很好，战后还迅速与麦克阿瑟的蹩脚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此君在正文里也要无数次说起）打得火热，并因此逃过一劫。他今天为人熟知的最大原因是，躲过审判的服部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一本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书，尽管里边不乏胡说八道之语，但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五十万言的巨著仍然是今天研究二战的重要资料之一。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以纯粹功利的角度去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让他朝思暮想、寝食难安所祈盼的就是一个类似“九一八事变”那样的机会。

　　张鼓峰地区的冲突刚刚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在第19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察看了战场，并代表植田司令官慷慨表态：“喂，把那个张鼓峰给我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张鼓峰日军的战败气得辻政信拍案而起。这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皇军找回丢失的面子。朝鲜军不行，关东军一定可以教训苏联人。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不垂青关东军呢？

　　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一个题为《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的重要文件，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的第四条中明确写着：“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国境线的认定。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这也就是明确地告诉驻守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也用不着来回汇报，你们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自主决定是否动用武力。

　　不用说大家肯定已猜到了，这个《纲要》的起草人就是胆大包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

　　《纲要》下发到各部队，关东军上上下下一片欢呼雀跃。各部队长官对《纲要》的实质心领神会，这基本上就是鼓励大家在边境挑衅、大打出手并以此建功立业的命令呀。植田司令官真是太伟大了，早就憋得够呛的关东军各部队刹那间莫名地亢奋起来。

　　正打盹呢马上有人递上了枕头，《纲要》刚刚出台前面就已经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地方更邪乎，很多人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出事那地儿。

　　这个之前几乎无人所知的小地方叫诺门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