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略微思索了一下，问得就更加深入一些了：“这个管理费或者说商税，总得有个收费的标准才行？这个标准怎么定？”
高务实道：“关于这个问题，侄儿有两种考虑，正要请三伯帮忙斟酌：第一种就是按照建筑面积或者说经营面积征税，譬如说你这个店铺占地一亩方圆，那我先定一个收税标准，比方说一个月一两银子，如果只是摆个小摊，那么经营面积可能远远不足一亩，这种的话，我一个月可能只收你十文钱――当然这个数字只是侄儿随口一说，打个比方而已。哦，对了，如果占地一亩，但这个店铺其实有两层楼的话，那就得算两亩。”
小高先生，您可真是一文钱也能掰做两文钱使的大才啊。
高拱略微思索，答道：“这个思路我看还不错，不过一亩地太大，方圆五丈的店面就已经很大了，一个月收一两银子完全没有问题。”
呃，看来高阁老也不秀气……
高务实只是微笑颔首。他心里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明后来死就死在没钱上面，其实除了军户和农民，大明民间财富相当惊人，这些“市民”阶层，特别是里面的商人阶层根本不缺钱！他们缺钱的话，埋那么多银子做什么？摆个宴席，一道羊肉用几百头羊做什么？
这说穿了就是民间财富没什么地方投资，也没什么地方消费，生生都给整成了死钱，或者造成了浪费。当初崇祯穷得黄袍都打补丁了，拉下天子脸面找王公大臣们借钱，借了几个？结果李闯进京之后光是吃大户就吃了几千万两，再后来鞑子进关，光占了个华北，收的税竟然比大明时期全国加起来还多，钱哪来的？
后世各种学者写过无数专著、文章，虽然他们对于一些数字有争议，但几乎没有争议的一点也是明确的：大明其实不缺钱，真正缺钱的居然只是朝廷！而大明的税率更加神奇，别说商税低得让后世之人震惊得无以复加，就算农税其实都相当低。
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还不是因为交税的主体出了问题！没地少地的人在勒紧裤腰带交税，而真正占据大量田地的人却只交极少的税，甚至干脆不交。如果是承平年间或许还勉强能苟活着，偏巧又碰上小冰河时期，整个北方天灾不断，就凭大明朝廷穷得只差当裤子的财政实力，自然也没有什么救灾的能力，能不沸反盈天了？好巧不巧的，关外的通古斯野猪皮还zào fǎn了……
所以说大明的问题属于互相关联的连环症，或者说并发症，不是光解决一样就万事大吉的，要解决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但问题虽多，高务实这个在后世从过政的人却深知，世界上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必须落在钱字上面：只要有了钱，这些事都能处理；没有钱，大家就等着老朱家凤阳祖坟被挖，接下来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估计也没得跑。
至于让他小高先生化身军神，四方征战、一扫寰宇……开什么玩笑，他高某人当初是学法律出身，在党校进修的是经济，让他放弃自己所长，跑去带兵打仗？他又不是陆军指挥学院毕业的！
军事这块，高务实自己估计，了不起就是改革一些军制，引导火器研发，监督军工质量，然后提高军队待遇罢了，具体打仗的事情还得让专门的人去干――远的不说，现在“俞龙戚虎”可都还在呢，虽然历史上，这两位的晚景都不太妙，但自己既然打算拯救大明，这两位大才自然是要利用好的。
这时高拱又想起一件事，道：“还有，刚才只说了利用运河的一些举措，你还没说在大沽口修建码头的原因。”
高务实心道：这件事牵扯到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也不知道三伯会不会支持？
高拱看出高务实有些犹豫，想到今天已经收到了如此多的意外惊喜，虽然只是一些思路，实际上上还有很多问题，真要动手去办肯定还要审慎再三，但至少可以看出自家这个侄儿于理政实有天纵之才，说不定他心里对于建造港口的构思也能给自己一些启发呢？
当下就露出笑容：“家中闲谈而已，有什么话但可直言。”
高务实想了想，试探着问：“听说去年七月，黄河决口，洪水自考城、虞城、曹县、单县、丰县、沛县一路蔓延至徐州。由于河水旁流，徐州周遭的运河尽数淤塞，徐州以南河道水位降低，最终导致两千多艘粮船被阻塞在邳州不能前行？”
高拱这次反应极快：“嗯……怎么，你也认为应该改漕运为海运？”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棘手。”高务实想了想，道：“但总的来说，我确实赞同以海运代替漕运，这件事……长痛不如短痛。”
“长痛不如短痛？”高拱一挑眉，摇了摇头：“这件事恐怕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可知你所说的这个短痛，能痛到什么程度吗？”
高务实心道：我所了解的都是后世的一些论点，也不知道全面不全面，倒不如听听三伯怎么说的，再做打算。
于是恭恭敬敬地道：“侄儿亦恐所知不详、所虑不周，还请三伯指点。”
高拱见他态度端正，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幽幽地道：“海运本始于前朝元代至元年间，待太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后，因为一些关系，屡行屡停，前一次完全禁停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时。”
高务实心中诧异：原来明朝“南粮北调”是搞过海运的，而且还是“屡行屡停”，直到前几年才全面禁止？可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次全面罢停海运，也不是没有争议，朝廷上下内外，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每当漕运受阻，恢复海运的呼声就愈发高涨。当初海运刚罢，廷臣就曾纷纷议复，原因也是在于漕河频繁溃决，漕运屡受阻滞，漕船漕粮大量漂失，进而导致太仓空虚，京师官民惶恐不安。今上继位之后，黄河水患也不见好转，仍是时有发生，这次漕河又大淤于下邳……唉，我国家仰东南米粟，岁不下几百万，一旦淤塞，则京师唯坐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