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有：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11独立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驻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5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知道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作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呀。

　　日期：2015-11-0819:03:37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38师113旅226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37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00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132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他妈干吗去了？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29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中央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20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随即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致哀。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00，驻守天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天津公丨安丨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38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时间，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29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29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29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的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是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

　　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

　　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

　　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

　　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二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早知后来，何必当初？！